在我短暂的童年里，大人给我的印象多数都是过分严肃，我跟许多叛逆期的孩子一样，在“小孩”与“大人”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线，线外头都是需要被防范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我的班主任。

但我自诩算是聪明的，不会在陈敏面前将心中所想说出来。

所以那天她临走的时候，捧着花束在阳光下笑得很开心，她从大巴士上面探出脑袋，向我挥手，说：“生生，我不在家你千万要听爸爸的话。”

我说，好。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里面有点难过，我将其归结为我想念陈敏做的饭菜——她不在家，我的伙食就只剩难吃的食堂和我爸做的、难吃的方便面。

顾柏川抱着花束站在我旁边，目送顾严紧随其后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尾气为盛夏再添一把新火，扫过沥青马路，一路远去。

童年是短暂的，在诸多关于童年的名言警句中，不知道有没有哪个伟人说过父母应当在这些个日子里多陪陪小孩，但无论如何，对于我和顾柏川来说，“家”都是一种缥缈的概念，因为在我对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亲是不着家的，而陈敏也总是间歇性的离开，或许是去往北京周边，也或许是去西南的山林，再或许，就像今天一样，她将乘着我只在电视上看过的大轮船，跨过太平洋、印度洋……

同理，顾严也是。

所以我和顾柏川同病相怜。

父母不在的日子里，我的“疯病”愈发严重，它就像是一种潜藏于人心的病毒，又像是季节性感冒，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冲破潜伏期，一举爆发。

如同春天河流冲开浮冰，原始而迅猛，我无从思索自己的行事动机——我把杨辰打了。

更加准确的用词是“互殴”，只不过这个胖墩打架的功力实在是不入流至极，我一拳挥向他的鼻子，本以为他至少会偏头闪开，却不料这人蠢得出奇，硬生生用鼻梁接下这一拳。

他流血了，鼻血顺着他如肥猪一样的鼻孔向外流淌，血腥味刺激着我的感官，我打红了眼，一边痛下狠手，一边叫嚷：“服吗？服不服？顾柏川是我兄弟，你侮辱他就是侮辱我，少他妈在那里装蒜，以后你要再敢说他一句试试！”

杨辰本来还想还手，但他摸到了自己流的血，手指放到面前一晃，大哭起来：“我要死了，黎海生要把我打死了，黎海生，要把我……”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周围响起尖叫。

我惊诧抬头，却刚好瞥见顾柏川举着旁边的剪刀就往自己的胳膊上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