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拧了拧眉，“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荒唐至极？”

余琨瑜盘腿坐在软塌上，拿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瞅着他不说话。

“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我去华北，组织为了掩饰我的身份，把我之前的住址和名姓都改了个遍，我家里先斩后奏的通知信自然没能送到我手上。我后头写回老家报平安的信，都是用的学校的名义，至于先前住的那栋宅子，被人买去后便一直空着，信放在信箱里积灰，一直没人拿。也因此，我母亲便以为她早就与我说过好几回了，是我不愿意认这桩婚事才不回她的。”

江时曲指敲击着窗户根儿，语调困倦又懒散：“直到我又用新地址写信给他们，所有真相才水落石出。”

听完了这么一长串波折起伏的故事。

余琨瑜坐在软塌上发了好久的呆。

说实话，真要一点一点掰扯起来，谁是谁非其实很难判断。

若说是江时母亲自作主张，可人家又确实是一心为了儿子好。

对于他们这些在旧式礼教渲染下长大的老人家来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若说是顾长英不知廉耻非要死缠烂打，可是当年她才一个十二三岁的弱女子，她又懂什么呢。

就连江时自己也说：“我至今仍然后悔，倘若那时不那么嚣张跋扈颐指气使，而是认真地，平等地，将心比心地与她谈一谈，说不定她就听进去了。”

若说是江时自己做事不严谨才导致了如今这一团乱麻他才是那个真正什么都做了却什么都成了空的无辜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