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纪大的工人说道。

“那就得看你们和工厂主怎么互相妥协了，工厂主要赚钱，你们要尽可能好的生活，但你们的要求只能让他们多付出成本。当成本超过他们的赢利线时候，工厂主就不会干了，他们是开工厂又不是开善堂，而他不干了你们就失业了。所以你们和他们其实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想要继续赚钱，你们想要在不失业的情况下尽量得到更多工钱，那你们就得坐下来谈。谈到双方都能接受，谈到一个工厂主可以赚钱，你们也能过好日子的结果，最终把它变成书面的，互相签字的东西，以后双方就遵照这份协议。

为了确保这一点，你们还可以在每个工厂成立工会。

工人推选工会会长。

以后由他代表你们监督工厂主并和他保持沟通，以此避免再发生之前这样的悲剧，如果工厂主一意孤行那么工会可以去告他，告他不遵守之前的协议。

由公社来惩罚他。

相反如果工人违反协议，那么公社一样就得站在工厂主一边了，毕竟协议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你们如果有不合理要求也是不对的。”

杨庆说道。

其实他并不担心这个问题。

首先工厂主的利润极高，还有极大的让步余地，毕竟他们都是以出口为主，而且还是几乎没有外国竞争者的出口，以后他们肯定还会引进蒸汽机，海运成本也在不断下降，因此而带来的出口成本下降，让广州的工厂主有足够让步余地。其次工人们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毕竟他们之前的日子，江浙工厂的情况做对比，只要差不多绝大多数工人都会接受，少数还想要更多的工人改变不了结果。所以双方谈判得到一个互相妥协的协议并不难，不过之后工厂主肯定会想法向广州以外转移工厂的。

但这就不关杨庆的事了。

而且广东的发展全都挤在广州并不符合朝廷利益，如果那些工厂主向广州以外转移工厂，这个对于朝廷来说是有利的。

不过转移也有限。

毕竟广州的特殊条件决定了这里肯定是广东的工商业中心。

杨庆担心的是广东的资本家们向殖民地转移，甚至向爪哇岛这些荷兰人的地盘转移，尤其是去爪哇岛在荷兰人欢迎下搞蔗糖业。这种事情他们肯定能做出来，原本历史上东南亚包括爪哇岛糖业都是华人移民。暹罗糖业是郑信那批潮州人，越南和柬埔寨制糖是陈上川，莫玖这些抗清失败的大明孤臣，爪哇岛上糖业同样是华人发展起来的。红溪惨案之前，爪哇岛上九成甘蔗种植园都是华人的，红溪惨案过后，荷兰人玩不了还是把华人又请回去，一直到近代发展出黄家这样的糖业巨头，美国报纸评出的世界第十四大富豪。

这一点是目前杨庆必须尽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