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崇训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但他认为这个和新科举奠定的实用性并不矛盾，因为他想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

但他此举只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却无法像推论公式一样对结果进行阐述论证。更无人能帮助他进行论证，他是称孤称寡的人，是独裁者，所以有时候重大决策竟然只能靠直觉，也许这只是一场豪赌。

“文修史、参政、拟旨；理研究数学、物理、化学，顾问户工科；艺修书画、音律、棋艺等。”薛崇训慢吞吞地说完，又停顿了片刻继续道，“之后是分类科举的体系。但凡有生员功名的士人开始分类，第一种为进士科，考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主考经义和问策，乡试之后成为举人，举人可以候补做官；也可以进入国子监继续学习考会试、殿试成为进士；进士必然有官位，最低外放做县令，最有才能的人到翰林文院任职。

第二种考国子监的理学类，第一科就考数学，经义与问策科作为次要；这类监生可以考翰林理院，赐进士出身，之后在翰林院研究理科，或出任中央户部、工部官职；也可以候补地方各级户、工科官位。

第三种直接考武举，武举可以到飞虎团训练之后任命为武官；也可以继续考武备堂，赐武进士，为大将之才。最后一种是对于琴棋书画有造诣和突破的人，最后可以进入翰林院，也赐进士出身。”

薛崇训初步拟出这一套制度，以科举所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再配以其他两种次要的授官方式作为补充：一种是有出身和爵位的贵胄世袭爵位，逐代降低勋爵；另一种是有功劳的大臣子弟可以免去前期科考，直接进入国子监为“萌监”，能以举人的身份授官，也能直接和其他国子监生一起考三科进士。

他构思之后又拿来笔录的草稿亲笔进行修改和整理，反复斟酌和思索，这个过程花了好一段时间。最后自认为以明代制度为框架的体系还算比较合理，终于接见了苏晋，准备让这份卷宗开始实施阶段。

卷宗作为密文交到苏晋手里，不得公诸于众，薛崇训让苏晋先看看，然后才决定愿不愿意接手。在召见快要结束的时候，薛崇训很认真地看着苏晋道：“你不是一定得办这件事。”

苏晋外号苏侍郎，阅近官场起伏，他刚拿到密卷还没来得及看，单从薛崇训那句平淡的话里就听出了两个玄机。首先这事儿是一个机会，薛崇训为了回报他的拥立之功，必因这件大事而让他位高权重，不然这么多朝廷重臣为何独选他？然后此事有风险，责任重大，所以薛崇训才会特意说“你不是一定得办”。

苏“侍郎”将卷宗密存在内各衙门，每日上值之后才取出来在书房中细读。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皇帝亲笔，可见薛崇训对此事的重视。苏晋阅读了两遍，对变法有了自己的预测：可能进士科将是士人追捧的科目、其他类会变成冷门，因为进士科更适合一心仕途的人，而经义问策也是读书人更熟悉的内容（不过从生员资格的关口就普及了数学，显然达到了皇帝的期望）；然后这样标新立异的科考内容会在士林中争议，肯定不是谁都会称道赞成的法子。

数日之后苏晋就准备拟奏章正式上书，由自己提出这项变法。无论风险如何，皇帝给了机会，没有退缩的道理。

正式的奏陈，先是政事堂的宰相看到，按照规矩要给出处理法子，再递到内阁、皇帝那里。但这回苏晋的奏章政事堂没有批阅，只是看了一遍就直接送内阁去了。宰相们一看内容，又是阁臣苏晋上得奏章，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它并非苏晋的政见，根本就是薛崇训的主意，和苏晋唱双簧罢了。

薛崇训打算先把这份奏章拿到内朝里和大臣们议论一番，探一下两个衙门大臣的态度再说。这次御前议事参与的南衙重臣一共就那十个，一个也没缺席，薛崇训少见地穿戴正式在紫宸殿参与。

一开始众人都显得很谨慎，因为人们一旦露出了自己的态度，以后就不便改变了，否则会给人政见不坚定的印象。苏晋按照薛崇训的密卷内容在内廷里详细阐述了一遍，薛崇训也不轻不重地问了些问题，最后询问大臣们的意见。杜暹先赞成了苏晋的奏章，接着内阁另外两个人也赞成了，这倒是他们事先就商量得差不多的事。

而政事堂也没有和内阁唱反调，他们也明白这事儿是薛崇训要做的，和内阁关系不大。张说等人随即也认为革新科举利大于弊，连李守一也没有如何反对……科举取士到了今天实在是一种发展趋势和共识，人们已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论据来反对；而数学是薛崇训写的书，大臣们也不愿意拿这个细则说事儿，那是明显和皇帝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