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宁，

离开昆明的路上，我心里始终不安定。

夜里我时常在满车人的鼾声里辗转反侧，心里很是懊丧。我后悔不该留你一人守着家，若不是知道至少你身边还有阮同学作伴，只怕要忍不住跳车做一回逃兵了。

有天晚上，梦到你与我一同去做翻译，到凌晨时分突然惊醒，才知只是我的一场痴梦。我起来后看向东方隐隐发白的天空，想了又想，总觉得这梦做得十分不妥。美国人的天性过于热情奔放，你向来不喜交际，跟他们共事只怕会让你为难。更何况让你跟那群满嘴胡话的大头兵整日待在一处，我只怕没法静心把这份工作做下去。

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危险，到处都是绵绵的山岭、密密的林木，倘若日本人的飞机从天上经过，恐怕也看不到我们的踪影。只是路太颠簸，没法好好给你写信，一直拖到如今安顿下来，才腾出功夫。基地这边的事我不能透露太多，只能告诉你翻译的工作很轻松，基地的伙食也不算太差，不过不如你教我炒的那几个家常菜来得适口。

我这边一切都好，只是太寂寞。除了日常的翻译工作外，我十分厌倦与人打交道，和同事们能聊的也不多，闲下来仍只是看书、看书。真奇怪，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偏偏这一次就觉得日子难捱，明明临行前，我已把能交待你的事都说光了。

写到这里，我才惊觉自己居然对着信纸滔滔不绝地写了这么多无用的话。

你看到了或许会吓了一跳，毕竟我在你面前总是沉稳老成的模样，你甚至偶尔还会笑话我像个古板的中年人。可你大约想象不到，我自己也十分讨厌我这无趣的性格，尤其在你面前时。仔细想想，我这冷漠迟钝的性格或许从小时候起就已能初见端倪了。

关于我的身世，你曾听说过。母亲死的那年我还小，对她全无印象，唯一记得的是她出殡那日，无数人在幼小的我面前匆匆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突然母亲不见了，阿姊和父亲也不见了，再后来我被二叔公带到身边，整个过程不哭不闹的，甚至没有问过他们去哪里，对于母亲的消失也并不如何悲痛。如今细想，孩子的懵懂实在是一种天真的残忍。

后来我离家去美国留学，那边对华人的歧视很严重。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明白，国家与个体命运的紧密相连。只是人间不平的事看得久了，很容易变得十分麻木，好像连悲喜都是淡的。再到抗战爆发后，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驱使着回了国，跟随联大西迁、忤逆家人留在昆明，整个过程全然出于冲动的本能，并没有沉下心来想太多。

直到后来，又在昆明与你重逢。

当年你悄然走上藏书楼的二层时，我一眼看到你时，你已是一名清秀的少女了。四年后再遇时，或许你自己不曾意识到，哪怕只是静静地不说话，也是人群中最让人无法忽视的那一个。我的目光始终被你牵引，且久久不愿离开。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教家馆那段日子里总是下雨，伞下的你抱书一边走一边小心地躲开鹅卵石路上的水洼，那时的你轻巧而敏捷，说话轻快，反应又机敏，半点不饶人，和当年书楼上安安静静看书的少女，来信里客客气气、有点老成的女孩都有些不同，却又分明是一个人。

你递给我一把杨梅，请我吃一碗米线，偶尔请求我帮你写几个字，虽只是平常朋友间往来的小事，可我的心却不像表面上那样平静，总莫名其妙的紧张，手在轻轻地发抖，只能长久地注视着你的侧脸，仿佛才能获得片刻的平静。我无法用任何枯燥的理论来解释面对你时的反常，只好用惯来的少言来掩饰情绪。可你的纤细敏锐、爱憎分明，还是让我的情绪从那些抽象的逻辑符号中挣脱出来，渐渐有了具体的声与形。

那时的昆明很小，你似乎常常会碰到我；可昆明也很大，我并不能每天都碰到你。但好在我们还是慢慢在靠近彼此，可突然有一日，你不愿理我了。

当时我有些懊恼，大约是我没能掩饰好心情，在你面前露出了太多端倪，所以你选择了不再见我。我也决定尊重你的意愿，不再见你，于是偶尔在街上或别的地方远远地看到你和你的朋友们，会避开那条路绕一圈再回来。你那时应该什么也没有发现，可能有段时间，或许还渐渐忘了我这个人。

再想到如今的我们已有了婚约，成为大家眼中的一对，我仍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有时竟会有些惶惑不安起来，尤其在你每每跟我客气道谢时。我待你好，不是盼着你必然也要待我好，可若是你也愿意待我好，我理应是高兴的，可有时却也没那么痛快，总要疑心自己是以这种卑劣的方式，才让你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