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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正式开课后，一切都逐渐步入了正轨。

联大学生的社团活动仍然如火如荼，许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争先恐后地冒出了头。这些社团类型丰富，有诸如同乡会、基督青年会之类的社团，也有古典音乐、诗歌、文学、话剧一类的兴趣社团。各社团都在忙着纳新，同学们参与的热情也很高。

然而温见宁的宿舍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只有钟荟和冯莘热衷于参加那些社团活动，再算上一个不在宿舍住的陈菡香，其他人最多只参加了个读书会，温见宁也差不多，除了被钟荟拉去话剧社凑了个人数外，其他的邀请她都一概婉拒了。

这天下午，钟荟从外面回来时，发现宿舍里其他人都不在，大约是出去找地方自习了。只有温见宁一个人坐在木箱堆成的简易书桌前低头在写什么。她悄悄走到温见宁身后，正打算吓她一跳，就听温见宁头也不抬地道：“别来烦我，我在算账。”

再探头一看，还真是。

温见宁不管在她身后探头探脑的钟荟，仍专心对账。

钟荟在她旁边坐下，一边看着她算账，一边不以为意地问：“妈妈给的生活费已经不够了吗，你写信问家里要就是了，不用这样麻烦。”

温见宁答道：“钱自然是够的，不过我还是要多攒点。”

钟荟觉得有些奇怪：“你攒那么多钱做什么，要是有什么想买的、想要的，回头我写信跟妈妈说一声，让她给我们寄过来。”

她自小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对钱没什么概念，哪怕在北平时吃了一回教训，也不长记性。当初离开香港，她的母亲把两人的生活费都交到温见宁手中，让她来支配两人的日常开销。但温见宁并没有把这笔钱用一分一厘用在自己身上的打算——

她在钟家借住、收压岁钱，姑且还算是正常的情谊往来，可她若是真的心安理得而花别人家的钱上学，那也未免太过厚脸皮了。

所以，尽管两人的生活费都在温见宁一人手中握着，但这些日子她始终未为自己动用过分文。钟荟那边的每一笔开支，她平日都有记录，至于她自己的花销则另外记账。

她早年攒下的钱财早已在逃出北平时用光，幸亏后来在钟荟家借住了大半个冬天，不然她迟早沦落到跟人写信要钱的地步。手头上这少许积蓄，还是在香港停留时干妈给她的压岁钱，在有新的款项入账前，这点钱她必须能省则省。

联大的住宿费全免，她本身还算节俭，应当不会花太多钱，只有一个月的伙食费就大约要六到七元，再加上跟远在上海的齐先生往来通信、买些报纸书刊，零零碎碎地加起来，还是不免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只是温见宁并未把自己的这些打算告诉钟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