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日，好不容易等到院里派人通知，说是要发国文课本了，众人兴冲冲地跑过去，却被告知，由于印刷的纸张不够用，她们的课本数量不足，有些同学只怕没有书，建议大家先互相传阅手抄。温见宁她们六个人只分到了一本国文课本，只能把书拆成几份，匆匆抄起书来。大家白天躲在宿舍里抄书，饭点轮流派人去把所有人的饭都买回来。

这样一天下来，所有人都抄得手酸腰痛，到晚上灭了煤油灯，在床上进行宿舍会谈时，每个人都不免牢骚几句。最后冯莘安慰道：“咱们只是缺几本书，互相借着抄一抄，看一看也能解决问题。听说隔壁法律系现在只到了一位教授，等开学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而和法学系的那些学生相比，至少她们还有雄厚的师资力量。

众人这才不说话了，宿舍里渐渐静了下来。

呜呜的风声又顺着窗缝钻了进来，不知是谁先叹了口气，翻过身去。木床吱呀吱呀地响，其他人也接二连三地翻身，拉上被子准备睡觉了。

只有温见宁还在对着窗户，借着月光又翻了翻那叠粗糙的课本纸页，上面还散发着油墨味。为了精简纸张，这次印的书上只有课文，连作者注释都无。

不过温见宁却很清楚，这几页纸上所印的那篇课文，正是联大一位教授的成名之作，当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从前她读书时看到过，非常喜欢，还曾经模仿过这位教授写了几篇不成样子的习作。像这样作品被选进国文课本的教授在联大里还有好几位，而在不久之后，她就要坐在讲台下，听这些国内最杰出的文人学者讲课了。

一想到这里，温见宁只觉一切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她又看了好一会，这才将纸页放在枕下，闭眼安心地睡去。

……

香港到越南海防的轮船不多，每次往返只能运来几十名联大的学生。直至四月底，文法学院的学生才陆陆续续地到齐。这个学期对于她们来说，才算真正地开始了。

开学当日，学校邀请了好几位教授上台演讲。

演讲的主题都差不多，大意都是勉励在国家值此危难之际，同学们应当勤勉自强，为民族保存文明的火种。尽管这一类的话，温见宁她们这些日子断断续续也听过许多遍，但坐在礼堂内还是听得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开学典礼过后，她们终于开始正式上课了。

联大的大一学生不具体划分院系，按分组来上课。由于学校在两次迁移中流失的学生太多，她们这一级的大一学生最终来到蒙自的只有几十人，上大一国文、英文之类的必修课时，差不多一个教室就能装得下。

一年级的学生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学校对此很重视，国文、英文这类的各学院必修课都有好几位知名教授坐镇。联大的教授们们来自五湖四海，有些教授是中式的书香门第出身，有些教授在欧美各国留过学，性情各异，但无不气质鲜明，个性极强，令人一见难忘。尤其她们中文系的几位教授，更是五四以来广大青年学生心目中的精神领袖。

最初的激动与兴奋渐渐褪去后，温见宁她们才逐渐正视起她们的师长。

光环之下，其实教授们也是普通人。

就比方说在讲课一事上，教授们虽然学富五车，但优秀的学者与出色的讲师是两回事。有的教授语言幽默，讲课有趣，一节课下来不仅教室里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就连走廊上也站满了慕名而来的同学们；但有的教授知识渊博，但讲课只是照本宣科，平板无味，令人昏昏欲睡；有的教授学贯中西，任何典故轶闻都能信手拈来，可他们一句话都要夹杂个英文单词或，下面的学生却往往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这些暂且还好说，最糟糕的是有些教授上课时带着浓重的口音，无论用中文还是英文，大家一句也听不清。温见宁也听不太懂，只能在上课时连猜带蒙地把教授说的所有话都记在笔记本上，课后再跟一个宿舍的同学另行讨论整理。

转眼间又过了一个礼拜，众人这才从开学的手忙脚乱中慢慢适应下来。

傍晚时分，好友二人相约一起去海关附近的小公园散步。

此时的蒙自已值春夏之交，公园内花木蓊郁，路边的尤加利树高大繁茂，上面停着一两只雪白的鹭鸟，听到人声走近，就呼啦一下张开白翅纷纷飞走了。翠绿层叠的枝叶间开满了洁白的花，隐隐有种清新而奇异的香气。两人走了一阵累了，选了僻静处，并肩在坐在树下的草地上闲聊，多半时候是钟荟一个人在说，温见宁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