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庭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内心的恐慌还没有离开。那一天他站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听着律师们唇枪舌战，根本没有一句话可以接上。法庭上明明很安静，他却有一种嘈杂难忍的错觉。

法庭上病人律师抛出了一个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急诊科首诊医生在病历和沟通里写到诊断为头晕待诊，原因考虑1.后循环缺血，2.小脑脑干梗塞，3.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考虑前两位的诊断里面有小脑脑干梗塞，根据中国最新的缺血性脑卒中防治指南，脑梗塞治疗急性期3小时以内应该采取溶栓治疗，24小时以内可以考虑机械取栓治疗，如果病人有溶栓或取栓禁忌症，应该用上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抗血小板聚集治疗。但是在这个病人处理中，类似脑梗塞急性期处理完全没有。有诊断却没有相应处理，这种情况属于医疗过失。而且病人的急诊头颅CT报告有腔隙性梗塞，按照二级预防治疗原则，也应该用抗血小板的药物。指南里面明确说了，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对于脑梗塞发生有预防性作用。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急诊科这个处理失误，直接导致病人发生小脑梗塞。”

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脑梗塞发生的预防作用是基于长时间预后来说的。这个病人有高血压病，是卒中告发人群，用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进行二级预防是没问题，但是预防又不是百分百阻挡疾病进程，说因为没用抗血小板药引发病人后面脑梗塞，就强词夺理，纯属胡扯了。然而逻辑上的辩论，从没经历过这种阵仗的医生们根本讨不到任何好处。

病人家属那边的律师要求医院赔偿除了在急诊科、ICU所有医疗费用以外，还要另加一百万。尽管专业机构的医疗责任认定是C大附院两个科室轻微责任，但家属方面认为造成了巨大后果，应当全额赔偿。法律上的术语他一句也不懂。之前准备很久的话也一句没有用上，从头到尾，他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即使给了他机会，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说得对，会不会留下更多把柄。他听着律师们的周旋，背后悄然湿透。在法庭上，讨论的不是他熟悉的医疗流程，所有的东西翻译成法律以后，他恍惚觉得自己行医过程中，每一步似乎都布满陷阱和荆棘。他突然产生了少有的如履薄冰的感觉。

坐在他身边的是ICU当时的主管医生文真萍，同样神色恍惚。她的手指紧抓着面前的水杯，一言不发。赵彬知道她已经哭过好几次了，此时此刻，当事医生的心理都十分脆弱。他们都以为自己当时做的很好，但在这个陌生的法庭上，他们连为自己辩护的能力都没有。

法官的态度明显是倾向于病人的，医院的律师被频频打断，发言的总是患方律师。越到后面，他们两个人的脸色越难看。他往急诊科主任那边看了一眼，两个科主任头碰在一起，小声交流着，看不出表情。医务科的代表经历太多次，虽然着急，但似乎很平静。赵彬和文真萍没办法这样平静。如果赔偿金额超过太多，他们就成了整个科室的罪人，他们的职业生涯上也会抹上一笔重重的污点。

赵彬打断自己的回想，起身去喝一口冷水。他不敢继续想下去，继续沉浸在思绪中，只会让自己对未来产生更深的恐惧感。现在他面对病人时，已经有种放不开手的感觉，仿佛每一个常见的症状后面肯定藏着什么可怕的可能性，总觉得又会有什么漏误，曾经熟悉的流程也要犹豫。他最近回来得晚，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心理压力太大，导致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看每一个病人都要花比以前多好几倍的时间。有几次，甚至有护士过来催促他稍微快一点，外面病人等得着急了。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赵彬喝了水，仍然没有丝毫睡意，不想回床上干躺着，他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等他想起再看看时间，已经五点过。六点半就该起床去坐班车了，一个多小时时间，怎么算都尴尬。他就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六点十五，他没有叫醒罗铭遥，换了衣服走了。

青北院区的急诊科也越来越忙了，但比起本部那边，急危重症要少一些，还是相对轻松。赵彬情绪低落，和病人说话也不太有精神。一周多失眠的后遗症出来了，整个白天都困乏不已，相当难受。

他正在给一个病人看病，有人敲了敲诊室的门。

是新来的医生：“主任让你看完病人去办公室一下。”

他向新人医生点点头，快速地把面前病人看了，开好药，起身去主任办公室。

周璐、谢晓东都在办公室，周主任正在问他们目前青北院区急诊工作的情况。之前他们过来就分工过，周璐负责科室医疗业务，赵彬和谢晓东各自负责一部分医疗质量安全。

周璐给周主任汇报：“现在门诊量我前天看内科这边大概是200人左右，外科好像120。”

周主任点点头，继续问：“重病人怎么样？”

周璐回想了一下：“还是少。具体数据我还没统，一个月统计一次。这个月肯定比上个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