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那人问：“小妹妹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说：“好，这是我们宿舍的电话。我一般都在宿舍。”

写电话号码的时候，我笔头一拐，把第四位的九写成了三，最后一位也变了。直觉吧，我其实很想试试看，但对这个人我真的不敢信。

“别理他，骗子！”颜威悄没声儿地走过来。

几年没见，小不点一下子变成了一米八的大男生，我必须抬头才能看见他的表情，听说杨燃天也长了不少。唉，不知道啊！

“不会吧，他有名片。”我把名片递给颜威，颜威接过来看都没看，三两下就撕碎了。

“你还是这么简单，名片随便都可以印。你想投哪个单位？”颜威指着会场。我看了看人最多，最大的一个展位说：“那个！”

其实就是随便一指，横竖看起来志向比较远大！

“简历给我。”颜威一伸手，全没了小时候小老太婆般的絮叨。

人说女大十八变，这男生变起来也挺不靠谱的。看着颜威拿着我的简历东一晃西一晃钻进人堆儿，我感慨不已。

“别看了，颜威对谁都这样！”袁青青两手空空地走过来。

“你怎么样？有合适的单位吗？”

“其实这些单位我都不想去。”袁青青不屑地看看混乱的场地。她本来个子就高，再加上不屑的样子，愈发像个女王。我自惭形秽，小小地退开一步，适当拉开距离。她继续说：“我想去北京，家里正在找。你呢？”

“我还没想好，大概还是在这里吧。”我说一半留一半，心里小小地内疚一把。

后来我才知道，袁青青当时已经参加完北京的公务员考试，可是她谁也没告诉，又通过北京亲戚的努力，很顺利地把户口迁进北京并且成为了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杨子要结婚了。”袁青青很不经意地说，“还是和那个丫头。”杨子就是杨燃天，伙伴们都那样称呼他。我没用过，觉得江湖气太重。

“哦，挺好的。什么时候？”

“日子没定，我是听我妈说的。那丫头的妈满大院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颜威终于把简历送进去了，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袁青青不再说话，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我们就各自回家。看着袁青青上车离开了，颜威走过来问我：“你没手机吗？”

即使在九十年代末，手机也算中等的奢侈品，尤其是对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而言。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开支，几乎已成习惯，所以手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买一个吧，联系方便。这是我的。”颜威写下一个号码给我，“其实，你当初……唉，不说了，挺可惜的。我没见过杨子那样。”

他欲言又止，我却无心探问。

事已过去，追究何用？！

第六章

伤心是可以“挺”过来的当爱情变得像氧气一样无所不在时，你会不会就像呼吸一样依赖着它却又忽略着它呢？

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可对别人来说却未必。

大二的时候，父亲因为系统内部调动离开大院去了一个分部，在市中心分了一套新房子。搬家时，我在外地上学，那年回家过年还是老娘去车站接的我——因为不认识新家的家门。袁青青、颜威、杨燃天还住在大院里，我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投完简历，生活又恢复了往常。除了老妈偶尔叨叨两句“怎么还没消息”之类的抱怨，我的心情已经慢慢平静下来。这次事件再次印证了我中学失恋时得出的结论：伤心是可以“挺”过来的。

第一阶段，释放阶段。这个阶段肯定是痛不欲生，食不下咽，甚至找个没人的地方疯狂地哭闹。这样的日子取决于伤心的程度，从我不长且乏善可陈的人生来看，最多三天。这三天如果你逼着自己多少吃一点儿，多少睡一点儿，会发现自己吃得越来越多，睡得越来越长。因为人都是怕死的，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意识更忠于本能。

第二阶段，初级疗伤阶段，就是遗忘阶段。同样食不下咽，但是已经不想像祥林嫂那样每天嘟囔自己的那点儿其实“很琐碎的哀伤”。因为这时候你大概可以看清楚，悲伤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天地，没人愿意陪着你哭。所以，这个阶段就是最初级的自我控制阶段。心头血痕依然新鲜，但血小板已经让它凝固，问题是痂口尚未结实，还不能碰。找一些不相关的事情来做，不提、不想、不问、不打听所有跟伤心事相关的东西，哪怕看电视觉得触动了，都会毫不犹豫地起身离开，或者霸道地转台。这个阶段的长度因人而异，我见过几年出不来的，但我只用了一个礼拜，最后都觉得自己的回避很无聊，很懦弱，很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