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想要当官，靠的是科举，科举考八股文，却不考《大明律》，有些官员从礼部调到刑部，又或者原来是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调职后却成了断案的司狱，就更别指望他们熟读《大明律》了。

中央尚且如此，地方就更不必说了。

在唐泛上任之前，浙江那边就出了一桩很有名的案子。

甲跟乙起冲突，两人打架，被乙失手打死。

明律有规定，如果自己的祖父母、父母被人杀死，子孙当场替他们报仇，杀人是无罪的，如果事后再杀，就要杖六十。

如果仇人已经被审判，因为大赦没有被处死的话，如果这个时候子孙还跑去报仇杀人，那就要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这时候，甲的儿子没有当场杀人，他私下跟乙达成协议：乙赔偿土地给他，然后声称父亲死于意外，然后向官府申请不必剖尸检验，就算是私下了结了。

因为当时讲究死者为大，尸检会破坏尸体，很多人家不愿意这么干，所以官府接到这样的申请，也就不会坚持，一切以当事人家属的意愿为准。

这样做不算合法，但也不犯法，无非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过去了，甲的儿子充其量就被人斥为不孝，在乡间抬不起头之类。

但事情当然没有这样结束。

乙赔偿给甲家人的田地，每年都能收到不少租金，甲的儿子就拿了这些田租吃喝玩乐几年，顺便娶了老婆，生了孩子，等孩子长到三岁的时候，就拿着刀，去把乙给捅死了，说是已经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可以为父报仇了。

好了，问题来了，律法早就规定了，爹娘要是被人杀死，做儿孙的当场杀了对方是没罪的，但甲当时没有杀，也没有让官府判决，反倒与乙私了，还瞒报官府，这就说明案子已经告一段落了，结果三年后，他又杀了乙，按照规定，起码要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这个案子当时非常轰动，还闹到了刑部，判案的官员们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严格按照律法来判，甲的儿子不肯尸检，对官家隐瞒不报，无疑是藐视玩弄官府，这种行为必须严惩。

另一种意见则是觉得甲的儿子为了传宗接代，生下儿子，这才对乙忍气吞声，是孝道的表现，理应从宽处理，可以减免罪行。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理寺和都察院也纷纷加入了争论，最后还是内阁给出了批示：甲的儿子其情可悯，但其罪也可恶，所以两相折中，杖一百，流放就免了。

在唐泛看来，这件案子就是用孝道来掩盖自己的卑鄙，钻法律空子的典型表现。

因为按照规定，甲的儿子只要在老爹被杀之后马上就杀掉乙的话，本来是可以免罪的，但他没有那么做，反倒拿着乙的钱去享受了几年，然后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这才跑去捅死乙，就说是为父报仇。

刑部和内阁未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甲的儿子以孝道来做护身符，明代以孝治天下，如果他们重罚，就与当时的教化不符合，所以朝廷最后选择在律法和情理之间作了一个相对平衡的选择。

但这也直接便宜了甲的儿子。

他原先家贫，全靠了乙赔偿的田地才改善家境，这下人也不用死了，老婆孩子也齐全了，家里也有钱了，还得了一个孝道的好名声，洗刷之前的污名，真是一举数得。

这就折射出了如今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现行律法没有规范得那么仔细的条例上，许多人就有了钻空子的机会，像甲的儿子这种情况绝不在少数，如果当时官府强制要求尸检，那么之后那些事情就全都不会发生。

这个问题不仅唐泛意识到了，同样有许多人意识到了。

像前刑部尚书林聪，董方等人，就明确提出要修改《大明律》，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判案需求。

但《大明律》是太祖皇帝定下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在太祖之后，都有不少臣子提出要修改，但每次一有人提出，就会有一大堆言官跳出来以违反祖宗家法的名义弹劾他，久而久之，《大明律》还是那部《大明律》，许多官员在判案过程中没能找到依据，只能按照自己的常识判断来，这就产生了很多冤案错案。

唐泛也觉得《大明律》必须修改，但是不能直接就在上头改，无数前辈已经用身体力行向他证明了这是行不通的，会被骂得很惨，不过如果不去动《大明律》，而选择额外增加一些问刑条例，这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就算如此，现在也轮不到唐泛来做主，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不是内阁宰辅，这种提议呈上去，十有八九会被搁置，再说现在这个朝廷也不是做事的朝廷。